专访场景式读书栏目《一本好书》总导演关正文：让更多的人爱读书

人民网-强国论坛 原创稿

“我压力太大了。”总导演关正文在接受人民网记者专访时坦言。“《一本好书》是‘塑造价值观之书’，价值输出型产品代表着人类文化生活最主流、最核心的诉求。但越是优质内容，就越应该去担负更广泛的传播使命”。

“我们真的希望可以更好。”

“经典作品是可以跨越时空的”

臻选全球经典好书，滋养个体生命成长，是《一本好书》不变的灵魂和内核。

第二季首播，节目推荐了红色经典作品——《红岩》。这部出版于1961年的长篇小说，曾深刻影响了中国整整两代人的价值观，讲述的是全国解放前夕，国共两大阵营最后的殊死对抗。

“经典作品是可以跨越时空的。”关正文这样解读，“不读《红岩》，你不会了解共产党人，就不会了解今天的中国，《红岩》就是初心。”这部英雄群像作品，以地下党领导者许云峰为人物主线，真实还原了历史，让不少年轻观众抓住了回望过去的线索。

舞台上的许云峰站在天秤中间，一边是轻举酒杯，一边是三名战友的生命。轻与重的极端选择，透露出人性和信仰的博弈。“这事其实没那么简单，因为交换的那杯酒，那个东西太轻了。军统徐鹏飞知道这些革命者不怕死，但是怕活着，你怕别人因你而死。”关正文说。“一杯酒三条命，你该怎么选？”这是节目留给观众的思考。

我们看到宁死不屈、守望革命信仰的许云峰英勇就义，也看到心怀私利、“精致利己”的叛徒甫志高为自己荒谬辩解。“只有实实在在的利益，才是人活着的唯一动力。”“谁不懂处事要现实、要灵活、要趋利避害，你能现实一点吗？”这些台词令人深思。用网友的话说，“它带给人们更多超乎生活之外的思考，是映射现代人生活和选择的一面镜子。”

关照现实，直击当下，这是《一本好书》的用心表达。

“读书的人太少，这让我很难过”

“去看看这本书吧。”如果你是《一本好书》的“粉丝”，一定对这句话很熟悉。从《一本好书》第一季开始，这样的呼吁几乎每期都会出现，像一个烙印，印在节目的扉页，提醒观众这才是节目的初心所在。让关正文暖心的是，这样的呼吁没有隔着荧幕白喊。

去年“双十一”期间，正值《一本好书》第一季播出六期，六期书单纷纷登上京东、当当等图书商城的畅销榜，首期书目《月亮与六便士》更成为几大图书商城的销量冠军。“这事有用，”他中肯地评价，“《月亮和六便士》成为榜单冠军，和我们节目有点关联。但图书在‘双十一’喧嚣过千亿的狂欢之中，所占的比重还是非常小的。”谈到阅读现状，关正文略显失望。

在《红岩》录制开始之前，关正文曾在现场做了一个调查，问起有谁看过原书，现场六百多名观众，只有六个人举手。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，这部教育部规定的中小学生课外必读书，也只有两个人读过。“读书的人太少了，当你在给大家推荐这些经典图书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一种明显的无力感。”

“全民阅读说了这么长时间，但是我们的人均年阅读量，还是非常低。好多有过良好教育背景、教育心力的人，实际上并没有养成终身读书的习惯，很多在校大学生，除了教材之外的阅读，几乎是零，我们竟然还有这么漫长的路要走。”关正文直言，这样的现状令他难过。

“我们节目每年推荐十一本书，如果带动了观众能够读其中的两三本，那是一个特别大的进步。”

在关正文看来，阅读，也存在“出圈”的问题，对于太多没有读书习惯的人群，“就是怎么也得想办法。”

“观众爱看的读书节目一定要有”

《一本好书》的诞生，关正文酝酿了很多年，不是应运而生，而是有备而来。

1985年，关正文进入中国作家协会工作。那时候，中央电视台开始创办《读书时间》(后叫《读书》)，作为重要出版方，关正文见证了中国最早的读书节目的兴起。

早年的读书节目形态，多是邀请作者、评论者、专家，从文学评论的视角，共同谈论一本书，与大众的阅读需求关联有限。“比如这本书在人物塑造上有什么突破、艺术手法上有什么创新，大众是不关心的。大众阅读实际上是从获取他人经验来滋养个体生命，在这个角度上，文学评论是不起作用的。节目逐渐失去声量，图书也变得越来越失语。”没有市场，让关正文倍感焦虑，“一个民族怎么能没有一档公共聚焦的读书节目呢？一定得有啊。”

但是如何通过创新方式来适应今天的传媒环境，提升大众阅读兴趣？关正文做电视多年，将图书转化成视听的方式呈现，并不是一拍脑袋就能想到的事，直到作为“副产品”的《见字如面》出炉，都没能解决这个问题。但总要有人去做些深刻的事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2018年9月，观众终于等到了《一本好书》第一季。

“我们所做的工作，就是把那些大家伙会认为有距离、陌生的图书，转化为更通俗、更生动的视听语言，让大众在视听语言中被触及，然后去读书。所以我们从现实出发，针对性地解决问题。”

直到现在，关正文自己也说不清楚灵感是怎么迸发出来的，“可能来自于过去的阅读积累，或者是多种样态节目的积累，然后才实现的，大概是这样吧。”